在东北长大的“上海姑娘”，跳槽到浙江小县城｜吴楠专栏
清晨六点，闹钟响了，优优眯着浮肿的眼皮，爬起来，按下咖啡机的开关。暗红色的，可以磨豆子的咖啡机是新买的。这个头发及腰、体态丰腴的女人半年前用的还是一个老款的雀巢胶囊咖啡机，企鹅造型，也是红色的。
磨豆子的咖啡机发出的嗡嗡声里，既有磨豆子的声音，也有吸入水并加热的声音。和胶囊咖啡机的声音差不多大，但散发出来的咖啡香气之浓郁是胶囊咖啡机无法比拟的。优优每天早上一杯热美式的习惯有快十年了。细细算来，还是那位从大学到工作、谈了十一年的男朋友留给自己的。
早上七点二十分，优优拧开反锁门的钥匙。她忽然发现依云矿泉水没有拿。懒得脱下高跟鞋的她踮起脚，蹬蹬蹬，走到冰箱旁，拉开门，取出一瓶。优优每天喝水的钱要一百多块，占收入的五分之一。
优优今天的妆容有些浓。她昨晚接待了从东北来的客户，聊天到午夜半点，才被从茶楼放回家。由于是县城郊区，叫不到代驾。路上黑黢黢的，也没有出租车。优优只好叫了网约车。今天早上，一方面为了遮盖黑眼圈，一方面为了等下骑小电瓶车时不至于脱妆，她定妆时格外用心。
优优一边下楼一边想起昨晚的酒桌上，客户都说优优的性格是东北人或者内蒙古人。优优大嗓门笑着，“我是上海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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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优有一段时间常做噩梦。
梦里，优优还是那个在东北老家读初中的女孩，每天放学后，穿着校服，就被母亲拽到厨房里。母亲家的厨房很大，洗碗台是水磨石的，黑黢黢。母亲总是系着围裙，背对着自己忙碌。怎么叫，都不回头。
优优家的厨房里“永远”摆放着两样东西。一样是做咸菜的六七个缸，每个都有七八十公分高。另一样是一个大铁盆，直径也是七八十公分。优优的母亲是卖咸菜和猪头肉的。而猪头肉的预处理，就是在大铁盆部分、由优优完成的。
优优把书包甩到在北侧卧室的床上，一屁股坐在大铁盆前的小木头凳上。此时大铁盆上横着搭了两块木头板。木头板上是一个刚刚烀好的猪头，冒着热气，嘀嗒着热水。因为长时间撑起猪头，木头板的表面光滑且油腻，一股卤料味。优优需要做的，是把脸凑到猪脸前，用一把镊子，把母亲用松香也没有粘干净的猪毛一根一根地揪下来。
如今母亲早已不做卖咸菜和猪头肉这一行。可优优的梦里总是梦见自己无休止地拔着猪脸上的猪毛，以及身上洗不掉的卤唧唧的味道。
为了不再面对猪脸，优优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了上海工作。第一份工作时，她把回老家时母亲给自己带的猪头肉和咸菜装了一饭盒，想在午餐时分享给同事。
哪里知道第二天到了公司，鼻子尖得像狗的女同事忽然说，“谁早上吃了咸菜吗？这么浓的酱缸味哟，不要太厉害！”优优的心一揪。似乎就是从那时起，优优一度拼命买香水，大品牌的、贵的、浓烈的，一瓶没用完，第二瓶已经打开了。
1986年出生的优优甚至因为同事的一句“你一定就是东北人”，而开始努力改变自己的口音。如今乍一听，优优是南方口音。仔细听，有些不伦不类。一点台湾腔，混合着一点江苏口音。这得益于她在南京读了大学，后考到上海读了研究生。“上海人还是能听出来我不是本地人的，但是呢，江苏、浙江的大部分人就听不出来。”优优为了在上海的外企能有更多的机会，在英语和上海口音，是下了苦功夫的，她因此交了一个上海男朋友。大家都说那个男生是渣男，可优优不在乎。最初就是抱着让自己更上海一些的目的，怕什么渣不渣。
优优好忙的，不仅要工作，还要学做上海人。直到在2020年，走在街头的优优忽然被两个女孩追上来，她闪了几次没闪开。一开始优优以为对方是来问路的，毕竟两个女孩听起来就是外地口音，但具体是哪里的，却又听不准。
哪里想到那两个女孩十分兴奋地握紧了拳头蹦跳着，“你是不是范湉湉？”“你是，是不是？”这是优优唯一一次被别人误认为是明星。她原本是不应该高兴的，毕竟自己不是那种温柔的女孩。
还在东北老家读书时，便时常被母亲教育，“小声说话、小口吃饭、小步走路”。优优有次参加八百米测验，回到家累得不行，又被母亲叫去吃饭，她便把上半身都压在了饭桌上。“你这么累，干脆不要吃。”母亲似笑非笑，“看你这没出息的样子，饿死算了。”
现在优优常把这件事当做笑话，“上海女孩子哦，了不得的。哪里各个都像范湉湉。”但优优也没长成母亲心目中的女孩模样，那种娴雅的女孩。优优太泼辣了，大嗓门、大笑。可她就是怕别人知道自己是东北人。连她自己都有点看不起东北人，“因为……穷吧！”
2021年，在上海工作了十年的优优接到了这家浙江公司的橄榄枝。优优第一眼看到居然是在县城，犹豫了。优优虽然是在外企，但收入不算高。每个月15K，在上海不算高的。但毕竟是在上海。而到了仙居县，工资保持不变，不过在县城算是鹤立鸡群。“宁做鸡头，不做凤尾。”这句东北的土话在优优的脑子冒了出来。
优优还是找了很多理由拒绝。她在外企做的是营销工作，而这家公司是机械制造产业。害怕适应不了县城，言外之意是怕被发现自己是东北姑娘。“你可以先来看一看。”猎头对优优说。
猎头还不知道优优不是上海人，继续说，“上海人的确可能不太容易适应县城生活。但是浙江的县城和你们想的不一样。很舒服的。而且……”猎头压低了声音，“我给你挑的这个公司，上升期的，工作预期很好的。再说你来就直接升销售总监，工资不涨，但是职位提升了。”优优心动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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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城里，一条“溪”穿城而过。在东北，这哪里是溪，明明就是河。优优在这河边走过几次。紧挨着河的，是县城的老城区，石板路，上下坡，时不时出来的台阶，探出去一条窄到侧身才能通过的胡同。如果抱着游客的心态来看，这个小县城还颇有趣。优优在东北，是很少有这样的县城的。东北的县城，虽然老旧，但一直在模拟城市。而南方的县城则只想做好自己，不慌不忙。
优优问过自己，如果不来县城，会一直留在上海吗？2022年的上海封闭，让优优认为自己的选择是对的。疫情之下的县城，很舒服。虽然优优所在的厂子距离县城中心十二三公里，开车要二十多分钟，但这里并没有封闭。大家还可以出去吃东西。关键是这里的经济没有完全停滞。偌大的上海静寂，小小的县城反而自在。
县城再次被当地的年轻人分为县城和乡下。县城的乡下和上海的乡下可不一样。优优来到县城的“乡下工厂”，管着四个人。而且全权负责对市场。
“你们咋没留在杭州？”优优闲聊时问手下的四个县城女孩。女孩们如出一辙，“恋家。”优优和她们之间的沟壑不仅是年纪上的，还有地域上的。就像一个县城女孩对优优说的，“你这么问，可真不像上海人。”
优优有点慌，到底是哪里暴露了？南北方的巨大差异，不仅是经济上的，更是思想上的。东北人在努力逃离东北、挤进北上广的同时，江浙一带的人们反而很有底气地选择留在老家，不愿出远门。这样的差异让杭州在浙江当地人眼中的吸引力，远没有在其他地方的人眼中那么强。
县城里的女孩子们多半会考进杭州读大学。也或多或少地留在杭州工作数月到数年，但她们最终是选择回到县城。
“为什么不回县城工作呢？在家里，虽然父母会催婚，但吃住也是有保证的。在杭州工作和在县城工作有什么不同吗？收入也不见得高很多，租房子就是一大块，通勤时间也很长。”女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和优优说着。
优优听得目瞪口呆。这在东北人看来，是难以想象的。好不容易考大学跳到了大城市，哪里还有回头的道理。何况从大城市回到小县城，去做什么呢？同样的工作，在大城市肯定收入的更高！优优在疫情期间，有过数次熬不下去，每次都打电话探究母亲的口风。母亲就像听不懂一样，反复说“你要争气”。从上海回东北，那就是不争气的。
优优是单亲家庭，虽是离婚，可在周围邻居的口中，听到多的是“孤儿寡母”“寡妇”。优优只见过母亲唯一一次亲口说自己是寡妇，是半夜邻居家的男人来敲门，说是看到有男人进了优优家。优优母亲拎着菜刀，开门大骂，“你以为我是个寡妇，我就怕你！你一个爷们，半夜敲寡妇门，你安的什么心！”
回得去吗？优优怎么敢回去！母亲从未说过出去就不要回来，但是母亲却自从优优到了上海工作之后，每年的生日都坚持来上海为女儿庆生。此前唯一一次没有给优优庆生，是因为那一年优优被公派到香港，就算如此母亲还是掉了眼泪，“每年我都要去上海的，街坊邻居都知道的。你这一次不在上海，我没办法去，不知道他们怎么想。”
眼看着这一次生日临近，优优压根就没有告诉母亲，自己已经离开了上海，来到一个小县城。优优心理是矛盾的。在优优看来，母亲和自己一样，都是矛盾的。虽然母亲千里迢迢地从东北赶到上海，但依旧按照“东北习惯”，给优优做一碗手擀面。优优以前在外企，会在生日当天发一张礼券，可以选择蛋糕或者鲜花。后来升级了，二者都有。不过优优妈妈根本不喜欢这些花架子，对优优说，“那鲜花你可以以后自己买，我不需要。蛋糕也是。”但如果优优没有狼吞虎咽地把手擀面吃完，母亲则会脸色一沉。
优优和东北之间的乡愁，浓缩到了这碗手擀面里。哪怕她是羡慕那些江浙女孩勇于回到县城的。
3
优优在上海工作的第一年，工作辛苦加上精神压力很大，瘦了将近三十斤，她喜出望外，买了不少廉价但是在上海也算有看头的衣服，比如包臀裙。可是当她到北京出差，特意绕回东北后，母亲看着她的打扮大为震怒，“怎么能穿成这个样子？！”优优解释，“这就是职业装。你看这裙子多长，都到脚脖子了！”母亲说，“那你的职业真是让人匪夷所思！”
在外企的优优习惯了打扮，她喜欢穿着职业装。这是地域差异，也是环境差异。如今到了县城的工厂工作，不要说包臀裙，连套装套裙都和县城里到处都是小电驴的现状格格不入。大多数女孩子穿的都是T恤牛仔裤，再职业一些的，穿着衬衫和西裤。在县城实用远比好看更重要。穿不了职业装和套装的优优在县城最终还是选择了衬衫搭配牛仔裤。她的衬衫领口总是开的很大，里面连打底的T恤都不穿。
优优需要改变的不仅是穿衣风格。优优的身材是典型的东北人，大骨架，肩宽，脸庞颧骨也高。她多少有些担心会被人认出来，她不是江南闺秀。“仔细看范湉湉，骨架也是小的。”不过略做安慰的是，优优算是肉感的，所以脸看起来也是圆圆的，反倒是有些像是上海的富太太。
优优的妈妈有时看到女儿在上海打拼，也会心疼。可是她的心疼表达起来总是充满了隐晦，“当年妈妈是不肯离开东北的。那个时候东北好，要支援三线，妈妈不愿意。妈妈那个时候虽然是中专生，可也很牛了，如果去了贵州，再调到上海，也不是不可能。”优优听多了这番话，知道妈妈或许想离开东北，可是已经身不由己。而自己的离开成为让妈妈“实现愿望”的一种方式。
每次妈妈和优优说完这番话，优优心里都多少会有一些不堪重负的憋屈，还有些愧疚。似乎没有让妈妈生活得更好，是自己的失职。东北人总是这样，喜欢把很多责任揽在自己身上，哪怕是能力之外。优优也是如此，这样的情绪翻滚时，她就做咖啡喝。
在上海时，喜欢的咖啡口味也是一种偏隐私的个人喜好。到了县城，优优才体会到这一点。有年轻女孩看她喜欢咖啡，便送了她几包，都是挂耳。优优尝了尝，不喜欢。不同年纪的人对于咖啡的喜欢，不仅是包装上的不同，还有口味上的。年轻女孩喜欢各种味道清淡的，甚至是混杂了白桃、百香果、绿茶之类的口味。而优优喜欢够酸的。
如果让优优评价在上海学到的东西，除了喝咖啡外，应该是“讨价还价”。来这家企业前，优优小试牛刀，她对老板说，“要专门买一台咖啡机，磨咖啡豆那种。我每天都要喝的，不喝就浑身都难受，干不了活。”结果优优人还没到，咖啡机先到了。老板还专门在走廊尽头开设了咖啡角，企业办公楼里的员工都可以去喝。老板乐得做好人，对大家说，“你们能喝上免费的好咖啡，要感谢优总。”
优优明白了，老板不介意她的讨价还价，介意的是她能不能把“讨价还价”当作本事，来创造利润。优优想清楚这一点，自然放开了手脚。
经济的发达，并不能改变人性上的需求。这几千年来，大部分男人看待女人的眼光，变化不大。优优在上海加班坐地铁回家时，身材丰腴的她在上地铁时，屁股就不小心碰到了一个男人的手，在地铁上又数次“碰”到。优优明白不是自己的问题，但只能和妈妈说这件事。妈妈说，“不怪你怪谁？你看你自己穿的那个样！”优优第二天站在地铁口迟疑了，最后紧跟在一位上海大妈身后才有勇气走上扶梯。
现在，优优想通透了，如果大部分男人就这样，那自己也可以做些变化。这家企业和上海外企不同之处在于，只有数十人、几千万资产的加工型企业算是小微，更多的是和国企对接，而国企的男人总是外表木讷内心狂野的。
这天来自东北国企的质量审查组来到优优所在的企业，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接待这样的审查组。来自东北的审查组里多是男人，把他们哄得开心，对身为销售总监的优优来说并不困难。一次一个看起来一本正经的技术员在酒桌上挨着优优，优优从一口一个“这是我的VIP”开始，到后来两个人开始喝酒，技术员甚至主动和优优开起玩笑，眼睛瞄着优优的领口。优优心里的胜利感中混杂着一些利怜悯，“太容易搞定。估计他老婆整天不苟言笑的。”审查组高兴，问题开的就少。
机械行业，男客户多，优优的大嗓门、放声大笑、一讲话就张大了嘴，在东北不被看好的特点，在这里自然营造出热闹的背景，成了很招人喜欢的优势。优优每次接待东北客户，嘴上不说，心里藏着成就感，就好像自己逃了出来后回头看一般。于是，在酒桌上优优一定会和男客户玩一个游戏，“你们猜我是哪里人？”
4
优优是故意玩这个游戏的，就是要“输给”这些男人。让男人开心的办法，一方面是要学会在男人面前输，一方面是要学会给男人惊喜。所以在这个游戏中，大家会猜，“你是内蒙的？看起来很豪爽。”又或者“你是东北的吧？看起来就挺猛的。”优优最讨厌的就是这句“你是东北的吧？”
等饭桌上的男人猜了很多地方，连贵州、江西这样的地方都冒出来时，一直抿着嘴的优优先倒满一杯啤酒，豪爽地站起来，“我先自罚一杯，让这么多领导困扰。”东北男人就喜欢在酒桌上看女人喝酒。有人开始叫好。
“我是上海人。”优优这才慢悠悠地回答。好多人都会惊讶，“你是上海女孩？”“咋啦？我和你讲哦，上海的女孩子像我这样的很多。”她又举例，“就像你以为上海人都喝星巴克一样。不是的！很多上海人都不喝星巴克的！”
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，终于有了一定收入时，优优实现了“咖啡自由”。在那段时间里，优优喜欢星巴克，这一度是她眼中上海人的标配。优优曾经喝不惯咖啡。就像她说不好上海话和英文一样，“不行的呦！你要融入的。你懂的伐？上海人很看重这些的。”优优学上海话有些吃力，但她训练自己喝咖啡。
最初咖啡不耐受，喝了就睡不好。优优用那种一升装的矿泉水瓶，冲一袋速溶咖啡。喝了半个多月，再改成五百毫升的、三百毫升的。又逐步从一天一杯，到两杯。现在优优一天至少喝四杯。
后来她和闺蜜聊天才知道，上海本地人现在爱的是独立咖啡。于是优优改了口，“上海人不大爱喝星巴克了。”她会拿着星巴克的杯子，跑去独立咖啡馆买咖啡，笑嘻嘻，“这就是一种态度啊！”
其实，除了东北人自己，又有谁了解东北人呢！就像外地人也并不了解上海人一样。但一不小心，优优还是差点露馅。那是大家无意中聊起了平时喜欢听的歌手。同桌一位客户说自己喜欢“二手玫瑰”。还问优优是不是也喜欢。优优放松了警惕，随口评价道，“东北人喜欢二手玫瑰的，不多吧？”“你不是上海人吗？”客户问到。优优就像被猎豹盯住的鹿，汗毛都竖了起来，“谁还不认识几个东北人呢！我也是听说的。”
优优不敢说自己代表了东北人，但是作为在东北新民长大的女孩来说，她除了去过沈阳和大连，其余的东北城市都没有去过。而当“二手玫瑰”用二人转的腔调演唱时，优优心里是很不舒服的。难道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东北在大家的眼里还是这么点东西：二人转、大茬子、锅包肉、烀鸡架。
接受不了东北文化的优优到底不愿意回忆起自己的出身。回不去也不想回到东北的优优在离开上海一年、来到小县城工作后，难免有些后悔。但此时的她想回上海，似乎也回不去了。小县城和上海的工作压力并没有太多的区别，优优休息不好，眼圈总是黑的。优优大部分时间的晚餐都在陪伴客户。这里的客户主要指的是甲方，优优每天陪甲方，几乎把企业周边能安排的饭店都安排了一遍。毕竟是县城，并没有那么多可以安排的饭店。在这里工作一年多的时间，一些味道不错的饭店甚至每周都要去吃一次。一年内吃了五十次后，优优终于腻了。
吃饭店吃到腻，这也算是一种“工伤”？优优自嘲。她开始用浓烈的口红，来掩饰每天的重复。“重复”是优优状态不好的代名词。但优优毕竟是从东北杀出来、在上海打拼过的人，想让工作变得有意思，就要拐弯抹角地给自己的价值加码。
优优跟老板说，不想做一个手下没有市场部的销售总监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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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不是优优的，老板也不会完全听优优的。但私人企业不是外企也不是国企，不需要长篇大论的论证报告，但也不是说新开一个部门就新开一个部门。优优的头衔是销售总监，如果新开了市场部，她的头衔就要增加。加了头衔，要不要加钱？优优当然明白这一点，率先表态，她不要加薪。
坦白说，东北人和上海人有一点特别相似，二者都不拐弯抹角。上海人是因为经济发展的速度，决定了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矜持。而东北人则是在直白中藏着“退路”。在东北长大的孩子们都懂得，父母不会一下子给出所有的糖块，就像谈判时，自己总要在手里留下最后一枚糖。
优优和老板坦白讲，她不加薪，也不加人，但要把手里负责销售和行政的几个人，重新安排。还要在手下的人里面提拔一个当作市场部的负责人。这就有意思了，优优这样的操作，让手下的几个县城女孩有了竞争，也让自己无形中多了权力。
优优手下有一个胖胖的女孩子是老板从另一个部门安排过来的、说临时撑一下场面。优优便安排胖女孩帮着起草文稿、打印材料、冲泡咖啡。又过了几天，老板安排了女儿的男同学过来，说可以跑跑外围，帮忙安排个饭店，或者打个前站。优优对这个男孩子比较留心，怕是老板安排过来的眼线。
过了一个多星期，优优撞见胖女孩在办公楼和厂房之间来回跑得满头汗，就让她喝点水休息一下，可以去喝咖啡放松一下。其实优优是嫌胖女孩浑身都是汗味，如果靠太近，她有点受不了。哪里想到，胖女孩感激得说，“我舅舅觉得你人太严厉，我觉得你还挺好。”“你舅舅是谁？”优优纳闷。“就是老板啊！”胖女孩回答。
优优一身冷汗。光顾着盯老板安排过来的小男同学，哪里想到胖女孩才是亲上加亲的眼线。在这一点上，江浙一带的小县城和千里之外的大东北还真有几分相似，都是讲究关系的。优优一度认为，经济越发达的地方，应该越不讲究这样。哪里想到，现实和想象的差别这么大。
想到这里，优优忙把应聘市场部的女孩的简历又翻了一遍。优优招聘的都是县城女孩，外面的人也不会来。她有两个要求，一是要江南女孩子，肤白、轻柔、姣好，她不要和自己一样的东北女孩，呱噪、热络。这样的类型，有她一个就足够。二是未婚或者无孩。有孩子的县城女孩基本上都做了家庭主妇，不会出来打工的。哪怕没什么收入，也要在家带孩子，由父母和丈夫提供生活费。优优说不清，这样的情况是多年来在这里的生活习惯，还是近年经济发展后带来的影响？
有意思的是，来应聘的女孩有几个共同点：都是1992年、1993年出生，年龄在三十岁出头；在杭州读过大学，不愿在大城市生活；愿意在父母身边，却又不着急结婚。
人招聘来，市场部组建起来，但优优很快失望了：这样的女孩们都不够努力。女孩们个个伶牙俐齿，语气温柔，回答起问题不慌不忙，但都坚持不该自己知道的事情，不闻不问。一次，一个客户问其中一个女孩，“你们优总结婚了吗？年纪多大？”那个客户，优优有印象，胖头大脸，眼睛色眯眯。女孩笑嘻嘻地说，“你问她呀，我也不知道。”客户碰了一鼻子灰。
又过了半月，优优出差。四个女孩在家里负责接待一个检查组。优优不放心，又转念想，万一捅了篓子也好，能显得自己比较重要。哪里想到，女孩们应对检查组的确客气，但有些资料不全，女孩们不考虑如何弥补，倒是一直拖着。最后检查组发了火，直接打电话给优优，“不管你在哪里，要么回来解决问题，要么这次检查就不通过。”
检查不通过，就意味着某些生产项目不能承担，这可是涉及到销售的大事。优优其实就在省内，立刻定了高铁返程。
那天，优优安排了最好的饭店招待。可检查组还是不满意，第二天开了二十多项问题。如果这些问题要整改，至少要四五个月。优优接下来的两三天很发愁，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？优优忍不住把自己的苦恼和母亲随口提了提，母亲一句话点醒了她，“人家检查组为什么要来检查你们，对他们有啥好处？”
优优又去问了在上海的前同事。前同事是另外一个部门的，他告诉优优在这种情况下，评审费是不可避免的。而当每人一千元的评审费被装在信封里递给评审组时，那天下午就开了会，确定了最终开出的问题清单，只有六条。
优优只是松了口气。原来，数十年过去，某些事情不会改变。
不要小瞧了县城。这里的的房价和沈阳差不多。浙江的一个县城房价居然和东北的省会近似。优优琢磨着，是不是应该把母亲从东北接出来了？
那个月，是优优来县城工厂工作满两年，企业帮她向县城申请了一笔人才奖，工厂也因此得到了一笔奖励。这笔钱虽然不多，但是在县城买一个房子、付首付款是足够了。
母亲得知优优的想法，竟大发雷霆，“我干嘛去县城！我就住在县城！南方的县城，那也是县城！”无法说服母亲，只能说服自己。优优本来只想找到属于自己的落脚点，但她此刻就 ，只能继续扑棱翅膀。
她不属于东北。但也不是浙江，更不属于上海。“是哪里又如何呢！还不是要继续飞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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